▲图/视觉中国

(资料图片)

是“规劝”，还是“家暴”？是“吓唬”，还是“过失伤人”？长丰男孩跳楼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传播开后引发了极大的争论。

“儿童（遭遇）家暴跟成年人（遭遇）家暴不一样，有一定的隐蔽性，也更难求助。”儿童家暴像是一个“隐蔽的角落”，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，也没有有效的应对。

文 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聂阳欣

编辑/陈雅峰 rwzkcyf@163.com

2023年6月25日，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一栋居民楼外发生了惊险一幕，一名男孩站在窗户外侧的空调外机上，窗户里伸出一根朝他挥舞的黑色长杆，男孩紧贴墙壁躲闪，随后从五楼纵身一跳，摔落在地，还哭喊着“妈妈你别打我”。

目睹这一幕的人们上前查看男孩伤势，帮忙拨打了110。长丰县公安局于6月26日发布警情通报，称男孩身体多处骨折，肺部挫伤，暂无生命危险，并对情况进行了初步声明：“经初步调查，闫某某因贪玩担心母亲责罚，躲到防盗窗外平台上。其母亲担心闫某某坠楼，用棒状物拍打闫某某，规劝其进屋。后闫某某跳楼。”

当地妇联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将男孩坠楼原因归结为意外，“小孩自己不小心掉下来，调皮，妈妈拿棍子吓唬他。”

是“规劝”，还是“家暴”？是“吓唬”，还是“过失伤人”？长丰男孩跳楼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传播开后引发了极大的争论。

长期关注家暴问题的律师李莹认为，单从视频很难判断实际情况，“有可能母亲确实是在吓唬，孩子判断不了5层楼高的危险，直接跳了下去；但也有可能是孩子为了逃避挨打躲到空调外机上，母亲依然没有放过，孩子害怕才跳下去。”无论是哪一种情况，这一事件都应让大家更为警醒儿童家暴问题。

李莹曾为数千名遭遇困境的妇女儿童提供过法律帮助，包括许多家庭暴力受害者，其中未成年人的比例很少。“儿童（遭遇）家暴跟成年人（遭遇）家暴不一样，有一定的隐蔽性，也更难求助。更大的问题是，我们社会文化对暴力管教在一定层面上具有包容甚至鼓励的倾向，例如‘子不教，父之过’‘棍棒底下出孝子’。”

做调研时，李莹问，“小时候有没有挨过打？”“作为父母，打没打过孩子？”否定回答的人很少。儿童家暴像是一个“隐蔽的角落”，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，也没有有效的应对。

▲图/视觉中国

李莹创立的法律公益机构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，在2022年8月发布了“家暴求助”小程序。比起热线咨询，通过线上小程序求助的未成年人更多，大部分遭遇的是亲子之间的暴力，且暴力具有“长期”“反复”的共同特征。

一名女孩曾在晚上8点多通过“家暴求助”小程序联系上李莹，说她的父亲长期家暴母亲，母亲不堪忍受离家出走，父亲转而对她施暴。那天晚上，她预感父亲会对她实施严重的暴力，非常害怕，拨打了110，希望警察能带她离家，警察没有同意，她于是向李莹求助。在通话过程中，李莹清楚地听到警察对女孩说了一句话，“你父亲怎么会害你呢？”

李莹在电话的另一端感到无力，一个孩子哭喊着报警求助，怎么还会认为父母不会伤害孩子？况且女孩已经16岁，有基本的判断能力，她根据父亲长期家暴的行为预判她将遭受严重的伤害，一定有她的道理和担忧。李莹郑重其事地跟那名警察普法：“《反家暴法》明确规定，未成年人面临人身安全威胁的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并协助民政部门将其安置到临时庇护场所、救助管理机构或者福利机构。”警察这才叫来一名女警官和妇联工作人员，陪同女孩去了当地儿童救助机构。

在实际案例中，李莹感到大部分人对于儿童家暴问题都不够重视。见诸媒体的家暴事件，或者是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，比如致重伤、致残，或者是情节特别恶劣，如2018年“全家人殴打一个女孩”的事件。更为普遍的，是程度没有这么严重的不被关注到的家暴。即使是公职人员和相关行业从业人员，也不一定能够施行有效的帮助。

在李莹接触的一个案例中，孩子的父母离婚，孩子跟父亲及其女友一起生活，父亲出差时，他经常被其女友虐待，不得不跑出家门，饿了就去家附近的快餐店捡顾客吃剩的食物。邻居们发现后报警，然而，警察没有把他送到未成年人救助机构，因为救助机构主要的救助对象是流浪乞讨、暂时无人监护的未成年人，这个孩子不属于这些情况。孩子被其父亲的女友领了回去，继续遭受虐待。邻居找到李莹求助，李莹向妇联发去公函，说明孩子的情况，以及相关单位所应承担的“强制报告”责任。最后妇联回复她，孩子一家已经搬家了。李莹没有机会再介入，但她心里一直担心着这个孩子，“如果问题没有解决，他在另一个地方可能遭受着同样的境遇。”

李莹提及的“强制报告”，指的是《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》和《反家暴法》第十四条的法律规定，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，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，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，例如公职人员、居委会、儿童福利机构，以及幼儿园、中小学校、医院等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、看护、医疗、救助、监护等特殊职责的企事业单位。

▲2023年6月15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（2023年）

“这是考虑到儿童很难自己主动求助，所以需要外界主动干预，去帮助他们。”李莹解释，但遗憾的是，强制报告制度没有得到有效的激活，“第一，很多个人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责任；第二，他们不知道如何发现；第三，发现之后不知道如何转接。”

李莹和团队不时在社区开展关于强制报告制度的工作坊，她希望这一制度能够更好地运行起来，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反家庭暴力的工作，照亮每一处隐蔽的角落。

关键词：